“松龄，我想和你讲。”桂春生急急地辩解，又咳了一声，捂住心口，感觉心跳加速了一些，喝口水，缓了缓，深呼吸几次，再开口，“从前好多话，我都不讲，我想每个人都能理解我的苦衷，因为我也能看到别人的苦衷，有时候沉默就说明了一切。可是现在我的想法变了，有的话不说，日积月累会成心疾，往后全是怨气，全是悔恨。”
“松龄，我是说如果，等在香港稳定下来了，能不能邀请你一同过去生活？”桂春生带了点小心地问，他重复刚刚的话，“你知道，我过去，只是为了孩子们。”
谁知道裘松龄却笑了一下，笑得有些不可抑制，过了会儿才擦了擦眼角一点湿润，不答应：“不，阿桂，如果今年我十八岁，我会答应你，可我不是了，我已经五十岁，早已经不是天真少女。”
“六零年，我十八岁，为了男人与家里闹翻，离开广州，去欧洲读书。十年后再想回来见父母兄长，却被爹娘告知最好别回来。等可以回来了，我也老了，满腔的荒唐心事，尘满面，鬓微霜，纵使相逢应不识，父母均不在，兄长们走的走，死的死，甚至连西关老屋都拆了。”裘松龄的眼里再次浸满泪，“所以我才长期住在酒店，因为我再回头，连家都没有了。”
“八二年后回来，我就决定，我不会再离开广州，不会再为任何人离开父母跟前，兄长们不在，自此每年清明，我都要守在父母坟前烧纸。”
“阿桂，我们中国人总说父母子女，就是前世今生的冤亲债主，这中间的苦楚和心酸，人人都有难关，不必细说。男女之间，当然是有情义的，但情义也有时长保质期，我们都是可以面对心碎的人。你不必打我的算，我也不会等你。”
裘松龄把话说得坚决又坚定，令桂春生无话可说，他们都是太过于有主张的人，又是太过于不会为他人屈服的人。
两个人，一人为了孩子离开故土，一人为了父母留守故土，确实都在闯自己人生的这一关。
这些私下的对话，无人知晓，只有在他们偶尔回想起来时，才能晓得其中的痛楚。
周长城和万云两人对桂老师办签证的事充满了好奇心，每一日都想知道进度是否被拖延了，他们私心里希望这个签证办个十年八载的，最好桂老师哪里都不要去。
又一个深夜，小夫妻两个洗漱后，准备上床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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