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拼凑出了他一天的轨迹：早上六点到便利店。他不是收银，是理货员——要把成箱的饮料从仓库搬出来，一箱二十四瓶，一瓶五百毫升，一箱十二公斤。他一天要搬多少箱？我不知道。我只记得有次他下班回来，T恤后背全湿透了，贴着瘦削的脊梁骨，他一弯腰，我都能看见一节节凸起的脊椎。
下午，餐馆后厨。洗碗、择菜、给厨师打下手。餐馆老板是个尖刻的中年女人，总嫌他动作慢。“大学生了不起啊？还不是来我这里洗碗！”——贺黔没读大学，但她不知道，或者知道了更要戳他痛处。后厨没有空调，夏天温度能到四十度，他一站就是六小时，围裙底下全是痱子。
晚上八点到凌晨，物流中心分拣快递。这是最累的活，但钱给的多。要按区域分拣成千上万个包裹，重的有几十公斤的家电，轻的也有文件袋。传送带不停，人就不能停。他回来时眼睛都是直的，身上灰扑扑的，有时膝盖和手肘会有淤青—搬重物时摔的。
这样一天下来，甚至不包括随时变幻的工作，他还能站在厨房里，对着借来的|日食谱，尝试给我做一顿“有营养”的饭。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呀？”三岁的我指着那盘番茄炒蛋问，“我们吃泡面不可以吗？”
贺黔蹲下来，平视我的眼睛。他的眼睛真好看，睫毛长长的，瞳仁很黑，只是里面全是血丝。
“泡面没营养。”他说，用拇指擦掉我嘴角的番茄汁，“小翌要长身体，要吃得健康，才能少生病。”
他说“少生病”的时候，声音很轻。我知道他怕我生病。上次我半夜发烧，急诊医药费花掉了他半个月的工钱。他在缴费窗口前掏钱，手抖得厉害，硬币掉了一地，他蹲下去捡，捡了很久。
那盘番茄炒蛋，我最后吃完了。不是因为它好吃。
其实那盘番茄炒蛋真的很难吃。鸡蛋炒老了，番茄没去皮，嚼起来像塑料皮，盐放得一块咸一块淡。但我扒拉着米饭，把那些难吃的东西混在一起，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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