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掌控着庞大企业，决定着上下几百万员工生计的掌舵人，难道就该是像我这样，优柔寡断、被私人情绪左右、连恨一个人都恨不彻底的窝囊废吗？！
我厌恶这样的自己。比厌恶他，更甚。
所以，我选择了最懦弱的方式——逃避。
只要不见到他，就不会看到他眼底那片荒芜的死寂，就不会听到他压抑的咳嗽声，就不会……心软。
我将那每周一次、充满冰冷对峙的信息素会面，改了形式。我让实验室提取了我的信息素，制成高浓度的针剂。剂量比以前更大，足以支撑更久，效果……或许也更霸道。
我把针剂交给佣人，叮嘱按时送去。
这样，我就不用再踏入那间客房，不用再面对他引颈就戮般的姿态，不用再承受那无声的、却比任何控诉都更凌厉的折磨。
我以为这样就能解脱。
七八周的时间，在一种诡异的、表面的平静中流逝。我没有回别墅，他也从未联系过我。我们像两条短暂交汇后又各自奔向深渊的船，在茫茫大海上，假装彼此从未存在过。
直到那天，医院的电话如同丧钟，再次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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