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点点头，没再多问，只是说：「累了就早点休息。」
我知道，他不会主动提起那笔贷款。他会像守住一个秘密一样，守住这份付出，不让它成为我的压力。但正是这种沉默的承担，让我无法再安然地「养病」，无法再「不急」。
我必须做点什麽。立刻，马上。
身T还没完全恢复，正职的会计工作强度大、工时长，我目前肯定无法胜任。那麽，有什麽是我现在可能做得到的？我搜索着记忆库里寥寥无几的技能……除了会计，我还有一张几乎被遗忘的——保母执照。那是大学时为了打工赚零用钱，顺便考取的。
照顾小孩。或许，这b面对复杂的账目和办公室政治更适合现在的我。时间可能相对弹X，有些甚至可以是短时或临托。对T力的要求也许没那麽连续X，我可以在孩子午睡时休息。
这个念头一旦升起，就再也压不下去。它成了我在羞愧与债务的泥沼中，能看到的唯一一根可以试着去抓的藤蔓。
於是，在潘宏上班後，那间二十坪的小屋成了我的作战中心。我用他留给我的那支旧手机他後来又帮我找了支更旧但堪用的备用机，连上网路，开始搜寻住家附近的保姆、临托、甚至陪伴幼儿的兼职机会。我仔细地、缓慢地因为注意力难以集中撰写简历，隐去大病初癒的细节，只强调有执照和耐心。然後，一家一家地投递，一通一通地拨打那些徵才电话。
面试是另一场艰难的战役。身T的虚弱无法完全掩饰，苍白的脸sE、偶尔的咳嗽、以及因T力不支而微微发抖的手，都让雇主投来怀疑的目光。有些直接婉拒，有些则压低报酬。我学会了在面试前偷偷多吞一颗增强T力的保健药用潘宏给我的零用钱买的，学会了用厚厚的粉底掩盖病容，学会了在回答问题时刻意放慢语速，让自己看起来更沉稳。
每一次失败回家，推开门面对满室寂静，疲惫和沮丧几乎将我淹没。但我会看着那张摇晃的摺叠桌，想起那张贷款通知书上的数字，然後b自己坐下来，继续搜寻下一个机会。
我没有告诉潘宏我在找工作。他依然每天早出晚归，有时会带回一点水果或街口的红豆饼，叮嘱我多吃点。晚上，他若回来得早，会看我做简单的复健动作，依旧沉默，却会在我差点站不稳时，及时伸出手臂。
我们之间形成一种新的默契：他不问我白天做了什麽，我不问他工作是否更累。我们在各自的世界里，为了一个共同的、沉重的目标，沉默地奋战。他在用方向盘和里程数，一点点磨掉债务的数字；而我，在用尚未痊癒的双腿和意志，笨拙地、急切地，想要追上他的脚步，想要证明，我不再只是那个需要被拯救、被负担的「麻烦」。
小屋的窗外，那株绿植似乎长出了一片新叶。而我的人生，在经历了崩塌、Si亡、众叛亲离之後，彷佛也从这寻找一份照顾小孩工作的、微不足道的挣扎开始，极其缓慢地，试图在一片名为「债务」与「亏欠」的焦土上，生出第一片脆弱的、属於「责任」与「偿还」的绿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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