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再看手机，不再想那通被挂断的电话。他转身，大步走向医生，背影像一堵突然拔地而起、挡住所有退路的墙。
他的声音不大，甚至有些颤抖，却带着一种斩钉截铁的、不容置疑的力道，在充满药水味的空气里清晰响起：
「医生，我签。」
「我是潘宏。我负责。」
「请你们，救她。」
「医生，我签。我是潘宏。我负责。」
潘宏的声音还在冰冷的空气里颤抖，主治医生却摇了摇头，那否定的动作像一把钝刀，缓慢而残忍地切割掉他刚刚凝聚起来的所有决绝。
「潘先生，我们理解你的心情，也感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医生的语气带着制度X的无奈与不容动摇，「但cHa管和後续可能的气切，是重大侵入X治疗，法律规定必须由直系血亲或配偶签署同意书。你的签名，在法律上和医院程序上，是无效的。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无效。负责。法律。程序。
这些词像冰雹砸在潘宏头上。他「负责」？他连「负责」的资格都没有。他不过是个名字丑陋、住在破公寓、开旧货车的司机，在这个由白袍、法律文件和血缘关系构筑的冰冷世界里，他的「负责」轻如尘埃，甚至不被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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