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护大姐姓陈，说话带着浓重的南部口音，手脚麻利得像一阵风。她一边帮我调整枕头，一边对还站在床边的潘宏说：「先生你放心啦，我会顾好张小姐。你也累一整天了，赶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上班呢。」
她的语气很实在，没有客套，是那种见惯了生Si病痛、懂得人力有穷尽的务实。潘宏听了她的话，目光从我脸上移开，对陈姐点了点头，「麻烦你了。」然後，他又看向我。
病房的灯已经调暗，只留我床头一盏小夜灯。他的脸在昏h光晕里显得有些模糊，但眼神依旧清晰。他没有说太多，只是又握了一下我的手——那已经成了我们之间一种无声的、确认彼此存在的仪式——然後低声说：「我明天下班就来。」
他顿了顿，像是思考了一下，又补充：「你……自己慢慢来，不急。」
这句话说得很轻，我却听懂了里面的意思。他知道我现在连承受一句重话的力气都没有，知道我需要时间去消化这翻天覆地的一切——身T的、家庭的、债务的。他不会b我面对，不会追问，不会催促我「振作」。他只是告诉我，他会再来。他在，就是一个不会移动的座标，让我知道无论我「慢慢来」到何种地步，那个方向，总有一个确定的点。
这种T谅，b任何热切的鼓励都更让我鼻酸。他连我的「软弱需要时间」，都一并接住了。
他离开了，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探视时间结束的广播在远处响起，病房区逐渐归於一种带着规律咳嗽与鼾声的静谧。
陈姐端来温水与毛巾，开始帮我擦澡。动作熟练而轻柔，避开我手上的留置针和身上仍贴着监测贴片的地方。温热的毛巾滑过皮肤，带走住院多日积累的黏腻与不适。当清爽的感觉一点点取代沉重时，我几乎要喟叹出声。这是自病倒以来，第一次感觉身T是属於自己的，而且是乾净的、舒适的。一种极其原始的、属於活着的生物对清洁与舒适的渴望，得到了微小的满足。这满足如此基本，却在此刻显得弥足珍贵。
陈姐一边擦，一边絮絮说着她远在乡下的孩子，说她来台北赚钱就是为了让他们念好一点的学校。「做父母的，都是这样啦，再辛苦，看到孩子好，就值得。」她语气平常，像是在聊天气。我闭着眼听着，心里那片关於「父母」的荒芜之地，却因她这句无心的话，又刮起一阵细细密密的冷风。
收拾停当，陈姐替我拉好被子，调暗了夜灯。「张小姐，你好好睡，有事就按铃。我就在旁边。」她指了指帘子外陪病床的位置，然後轻轻拉上了我床周的围帘，留下一方相对私密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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